标签： 陈鸣远

紫砂酒具在明清两代十分多见，更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虽然文人崇尚“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士风度，但许多文人在乐茶的同时也乐酒好饮。紫砂酒具形式多样，有酒注、酒壶、酒杯、暖酒壶等许多品种。

在明代的紫砂酒具中还有一种形状扁圆的扁壶，名叫四系扁壶。壶身两侧各有2个圆孔用来穿绳。这种四系扁壶是仿照了瓷器扁壶的样式，而瓷器扁壶又是模仿北方少数民族的日常用品。

少数民族以皮革制壶盛装酒水，称为皮囊壶，行军打仗、游牧迁徙时随身携带，渴时拔出软塞畅饮一番，喝完就背在身上，腾出双手可以自由行事。从紫砂四系扁壶的出现可以看出紫砂器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瓷器制作的风格。

清代紫砂巨匠陈鸣远一件传世力作。此壶通体呈紫棠色，紫中泛红，色泽凝重，光滑润泽。

圆形盖、平顶，中心饰阴阳鱼，周围饰五朵凸起的祥云，盖周围饰云雷纹。壶身直口，长颈，鼓肩。肩一侧与口之间设鸡首形流，对侧饰兽首衔环为把。颈上端饰莲瓣纹，肩部饰一圈绳纹。

《阳羡名陶录》的作者吴骞，对此天鸡壶极为赏识，称其堪与三代古器并列。曾作《陈鸣远天鸡酒壶赞》：“娲兮烁色，春也审。宛尔和风，弄是天鸡，月明花开，左挈右提。浮生杯酒，函谷丸泥”。后又把末二句改为“须红友，其乐如泥”。

这件紫泥梨皮仿古爵杯，双柱较矮，柄饰兽首；深腹微鼓，饰以饕餮纹；刀形足，三足向外略微伸展，典型的商代晚期爵杯风格，泥质细腻挺拔，尤其足部干净利落，表现出青铜器之质感，精细端庄。吟有圆形“陈”篆文印章及“鸣远”篆文方章。

爵也称爵杯，古代饮酒，也是我国青铜器中的一大类。据历史记载地位尊贵的人用爵，在古代天子分封诸侯时，赐给受封者的一种赏赐物。再后来“爵”就成了“爵位”的简称，“加官进爵”也就由此而来。爵杯在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寓意无往而不胜。类似的陈鸣远制紫砂爵杯数量较少，上海博物馆有相似的藏品。

嘉道时期文风鼎盛，陈曼生与杨彭年的合作更是把文人紫砂推向了全新的高度。究其原因，固然与曼生本身对于诗书画印的修养分不开，加之当时主流文化圈的推波助澜，一时间使得曼生壶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随着近年来一些传器与史料的出现，我们发现曼生壶大获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阮元、吴照、张燕昌等先辈文人的铺垫与探索。正式他们或是玩票、或是研究的态度参与到紫砂艺术之中，开拓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张燕昌，就是其中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张燕昌(1738—1814)，字文鱼，号芑堂，又号金粟山人，清浙江海盐武原镇人。清代篆刻名家，兼工书画，对篆、隶、飞白书体都有很深的造诣。擅画兰竹花卉，曾大胆创新，以飞白书入印，被誉为浙派篆刻的“负弩前驱”。乾隆四十二年（1777）优贡，地方官因他学问人品俱佳，保举他以优贡身份为孝廉方正入省，按常规再由省送吏部考察后任官职。阮元欣赏其人品才华，征召入省受职，并为写推荐奏章。

张燕昌终生好古嗜学，善鉴别，凡商周铜器、汉唐石刻碑拓，潜心搜剔，不遗余力。年青时候，当地缺少名师，又无祖传，他家附近一座栖真观内有块宋代石碑，上刻“东岳行宫之记”六个飞白大字，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他却反复临摹，刻意揣摩，竟从中学会书写飞白字体。他获悉宁波范氏天一阁藏有北宋本石鼓文，便说服家人和亲友，独自一人渡海到宁波学习石鼓文。回家后参照原物仿制十几个石鼓，日夜摩挲，精心刻上篆文，石鼓立即被时人所重。

“飞白书”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美术类书体。传说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洛阳鸿都门下，受役丁垩帚在墙上丝丝留白的启发后所创。飞白书发展至唐宋时期达到了高潮，像唐太宗、宋太宗、宋仁宗和优秀书法家欧阳询、蔡襄等，皆以擅长飞白书而著称。宋代书学理论家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对飞白书的艺术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称：“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书不同于一般枯笔，偶尔露白，而是笔笔带丝夹白，在流畅中寓断续，书写需要特殊的笔毫与相当的技巧，否则即会坠入俚俗一路。张燕昌拜入丁敬门下后，丁敬“思离群”的观念深深的影响着张燕昌。于是其精研飞白书法，尝试着将飞白书入印，成为印坛上一项大胆的创举。飞白书自宋代以后渐趋式微，直至乾嘉时金石学兴盛，它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张燕昌用心于此，他曾得到北宋大观年间的“东岳行宫之记”飞白书碑额，书艺猛晋，又与陆绍曾合著《飞白书录》。从他创作的唯一一方飞白书印“翼之”边款中得知，是他在“雪窗与翼之尊甫、勺山先生观唐宋人飞白石刻”后所制。此印线条翻腾，笔笔夹白，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之妙韵，令人神思飞扬。张燕昌以其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出色的刀法技巧，完成了篆刻史上一件令人惊艳的奇异力作。

当然，在紫砂的历史上，张燕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文人！这便是源于他的另一传世名作——《阳羡陶说》，该书在内容上远比周高起、吴骞所著丰富，同时，由于张燕昌结交广泛，又精于鉴赏，所以在记述时着重描写一些细节和事由，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紫砂在文人圈子里的情形，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在说到清代制壶“圣手”陈鸣远时，张燕昌说：“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之类，亦不免纤巧。然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 张燕昌喜欢陈鸣远，不仅仅在于那些茶具雅玩的精巧，关键在其落款“有晋唐风格”。至于其中原因，张燕昌认为“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乡与杨晚研太史最契，尝于吾师樊桐山房，见一壶，款“丁卯上元为耑[音端]木先生制”，书法似晚研，殆太史为之捉刀耳。”杨晚研,就是杨中讷，清顺治至康熙年间(约1649—1719)，浙江海宁人，字遄木，号晚研。康熙辛末(1691)进土。官右中允。罢官后筑“拙宜园”，与许汝霖、查慎行、陈勋等人唱酬吟咏。有书名，尤工草书，模晋唐，纵横中上有法度。曾延陈鸣远至家制壶，代署款识。著有《丛桂集》、《昭代尺牍小传》、《大瓢偶笔》等。

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还专门记述在松陵王汋山[另文介绍]家见到的诸名家壶。有陈鸣远的，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张燕昌阅此铭文，则认为鸣远吐属不俗，学识不凡，是壶中隐者。有时大彬的，张曰：“近于王汋山季子斋头见一壶，冷金紫，制朴而小，所谓游娄东见弇州诸公后作也。底有楷书款云“时大彬制”，内有纹一线，殆未曾陶铸以前所裂，然不足为此壶病。”这里说时大彬在娄东见到的是弇州公，也就是说是“王世贞”，实际是误传。还有蒋伯荂的“天籁阁壶”，张曰：“昔在松陵王汋山话雨楼，出示宜兴蒋伯荂手制壶。”

另外，张燕昌还见到过许多其他朋友收藏的名壶和紫砂砂器。如在其友人沙上九[人龙]处，见其“藏时大彬一壶，款题“甲辰秋八月时大彬手制”；还有，张燕昌到桐乡汪次迁家，汪家曾赠予他陈鸣远所制“研屏一”，一面有汪家先人汪文柏的“双钩兰”，汪家曾专门邀陈鸣远上门制壶；另说“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盘螭钮，文曰：‘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白文切玉法，侧有款曰：葭轩制。葭轩，不知何许人，此必百年来精于刻印”；还说“余少年得一壶，失其盖，色紫而形扁，底有真书‘友泉’二字，殆徐友泉笔法，类大彬，虽小道，洵有师承矣。”张燕昌之所以见多识广，原因是其父也好收藏紫砂壶，曾有两把时大彬的小壶菱花和八角。张言：“先府君性嗜茶，所购茶具皆极精，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府君云：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所见黄元吉、沈鹭雝锡壶亦如是，陈鸣远不能到此，既以赠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余年，犹珍藏无恙也。余以先人手泽所存，每欲绘图勒石纪其事，未果也。”后来其中之一赠与出家之人，另一则是张燕昌自己珍藏。

从《阳羡陶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燕昌对紫砂有着极大的兴趣，藏品亦是非常之多，但是其的定制传器一直未曾发现。直至，2010年保利拍卖中一件《清中期杨彭年制张燕昌藏紫砂小壶》，此壶壶身线条简练大方，不着装饰，整体感极强，极尽圆效果。壶身正面刻隶书“芑堂清貦”四字，老辣劲道。背面刻篆书“当入万人”，线条流畅自然。原木盒有跋文，记述了匠师杨彭年和藏家张燕昌的往来过程，可惜笔者未能见到木盒之全文，故此处便不赘述。从张燕昌的生平可以看出，其与杨彭年的相识要早于曼生，应和吴照（参阅《壶中天地》第13期中吴照一文）同一时期。

张燕昌一生以淡泊名志，刚正不阿作为自己的做人品格，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风骨。其在“敝帚自享”一印中跋云：“山舟梁太史论书述董文敏跋云：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前人作书不苟也不免为名使，此文敏书之所以入妙也。余聆太史此论不特有进益，即刻印迹渐进自然，推之自身何事不当如是耶。甲午春日燕昌为南庐大兄作并跋。”(新编《海盐县志》图文)由书及人、言语之中其为人可见一斑。面对官场的丑恶，张燕昌深恶痛绝。因张的才艺，当时地方官“以优贡举廉方正人”，“省有胥吏弄文阻之，欲其来解也。燕昌拂袖去，云若与猾吏接一言，有负荐辟矣”。(光绪海盐县志。人物·文苑)假如没有阮文达的征召，可能张燕昌一生埋没乡野，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何其之多。正因如此的际遇，张燕昌尤感清官好民的珍贵，遂对那些清正廉明之官，心仪仰慕。在张燕昌的一方“云中白鹤”印跋云：“……燕昌年来放浪江湖，与海内贤士大夫交，于故乡或终岁不返。邑明府望川韩侯，历任嘉禾，所至多善政，亦未亲见也。归而诸官赞草庐先生为燕昌备述，心仪久之。既因试事得厕门墙，越三月，燕昌琴书诗画室中为偷儿窃去唐李廷 墨一笏，并诸骨董。不得已，诣县上状，……未几，偷儿获，明府以忠信明快得情，诸骨董一一无遗失。燕昌以冷淡生活叨明府恩波若此，则凡明府政教所及大于此者，士民之歌颂当何如耶?朱进士笠亭先生赠明府诗云。‘老农不识衙前吏，一棹春风载洒归’，真实录也。乾隆丁亥白露日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并录宋斋题识如右。门生张燕昌记事。”(历代印学论文选编)从“拂袖去”到“心仪”、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这种投桃报李的举动，充分反映出张燕昌的文人气节。

文 /卢 江 超

陈鸣远，作为清初的紫砂大家，是继时大彬之后的又一大紫砂宗师。他的作品极 具文化性与艺术性，视之经典，影响深远。

紫砂壶，壶体近似球形，由上至下渐歛。壶身圆润饱满，线条流畅优美，包浆浑厚。圆盖，圆珠纽，短弯流，耳形柄，底部顺势塑成三瓣形足。沿壶身堆塑素带纹一圈，简洁雅致，有冲淡素朴之美。流下方壶腹位置有“陈鸣远”楷书款识并篆书印款。庞元济《虚斋名陶图录》收入此壶，并详述其形制由来：“鸣远喜仿古彝器作壶。此壶圆形短嘴长鋬有三足，盖仿铜器中之盉也。盉，说文：调味器也。有流。其制颇似今之茗壶，此壶寔仿其制。中腰有素带，制作古拙，寉邨制壶向以精能胜，此壶则用紫黑砂，全以雅淡见长。款陈鸣远三字下有陈鸣远朱文方印。”《宜兴县志》载：“鸣远工制壶、杯、瓶、盒诸物，手法在徐士衡(友泉)、沈士良(君用)间，而款识书法独雅健，有晋唐风格。”证诸于鸣远此壶，冲淡雅健，气宇轩昂，确为出类拔萃之佼佼杰作。

陈氏紫砂壶制作技艺，整把壶的制作有严格的工艺讲究和分工，特别在仿古，六方，石瓢等方面，有比较高的造诣，而且一直秉承只手工制作壶，只做真紫砂壶，而且一直把这些做壶的思想原则，包括经营生意经言传身教，陈国军 都是耳熟能详，每每看见父亲做壶，都在兴致满满，不断询问父亲制壶的原理和方法，从泥料的选材，熟泥加工，温度控制，制壶工具，使用技巧，壶身制作技巧，壶底，壶把，壶嘴，雕花，刻字，镶嵌，整壶粘合，烧制等技艺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学习。陈国军都是认真听取，不断总结。这为他日后在紫砂壶工艺制作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其技法娴熟，独具一格，在制作流程，制作风格上既传承古风，又推陈出新，其作品广受紫砂爱好者的喜爱!

陈鸣远所制紫砂簋在目前所见的陈鸣远作品中极为少见，质感逼真，厚实敦穆。制作工艺细致精美，为紫砂博古陈设佳器。器底行书吟有“鸣远”二字款。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食时使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件紫砂簋圆角，敛口，仿青铜器兽耳，简洁明了，只取上古时代簋造型中浑厚神秘之感，显得庄重大气。簋身并未雕饰复杂的纹样，只在执耳处略施雕琢，庄重而又典雅大方;腹底饰以平行的瓦棱纹，每一层瓦楞皆微微上扬，层层递增，工艺精密细致。泥质紫褐色，坚挺润泽，表现出浓厚的古意，是一件珍贵的陈鸣远所制仿古紫砂器。

近年来，随着收藏市场的日渐火爆以及百姓艺术欣赏水平与养生意识的逐步增强，兼具艺术收藏价值与保 健功效的陈鸣远紫砂壶逐渐成为众多藏家的心头挚爱。

陈鸣远是清朝时期的陶艺家，具体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时期的人到目前为止并不能考证。根据史料可以推算出在康熙中期的时候，陈鸣远的年龄层应该在20-30岁、30-40岁或40-50岁之间，反正是不会超出20-50的范围了。根据《宜兴县志》里“年虽未老”来看，30-40岁这个年龄段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也只是推算而已。

陈鸣远在器身镌刻诗文，留下了文人雅兴的诗句慧语，他每每将铭文署款和印章并用，这种“以坯作纸”的文学视野，把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形式引入了紫砂工艺中，增添了隽永的装饰情趣，从而把壶艺、品茗和文人的风雅情致融为一体，极大地提高了紫砂陶器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发展史上竖立了不朽的丰碑。因此，陈鸣远实为紫砂壶发展史三大转折点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时大彬和陈曼生）。

相关资料-陈鸣远家世

陈鸣远生于川埠陈氏家族，此陈氏与宜兴其他各支陈氏大不一样，宜兴诸陈，大都尊北宋陈襄为祖，而川埠陈氏的一世祖为陈荣。据此谱所说：“荣，号启斋，生卒年寿俱缺，墓在窑坞山，朝东向。公系凤阳府世袭指挥使蒋氏，后值宋室播迁、高宗南渡，公由淮扈跸驻于临安，论从驾功，仍世袭指挥使，赐姓陈氏。后游常州宜兴县，爱宜兴山水之胜，卜居于邑东南穿石山里，因家焉。是为川埠陈氏一世祖。”（卷二）此陈氏本出于蒋氏，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丙申陈氏族谱原序》中说，当时蒋子随驾到宜兴横涧，宜兴陈氏接待，甚欢，惜陈氏无子，帝命蒋子为其后。江南蒋氏，宜兴为旺族，此蒋与宜兴传统蒋氏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 此支陈氏落籍于宜兴川埠后，起初甚微，至第四世陈全始有名于乡邑。陈全（1422-1488年），字克完，号洞山，宣德八年岁贡生，正统九年甲子任袁州府推官，后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兼江西道监察御史，领南畿巡河调清理四川军伍。成化二年敕福建按察司提刑。晋阶奉政大夫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天顺六年，奉敕建坊。生于永乐二十年十月，卒于弘治元年二月。
根据此世系，从陈荣到陈全，计四世，历300余年，可知其世系中肯定存在脱漏。但陈全之后，世系比较合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陈全的任职及经历，宜兴县志有所记载，另外，明毛宪《毗陵人品记》卷七、严嵩《（正德）袁州府志》卷六中都有记载，与家谱记录可相互印证。家谱中还记载陈全与徐溥友善，徐有《洞山公八十寿诗》相赠。

陈鸣远本支人物少有闻人，其六世祖陈镒（1449-1499年），字惟宝，号朴庵，邑庠生，贡入太学。之后便没有人有功名或者出仕。传到十世时，陈鸣远父辈人丁比较兴旺，父亲陈廷珊（1608-1675年），字季申，配兰右崔氏。兄弟五人，即陈廷瑗（字伯杰）、陈廷璲（字瑞卿）、陈廷瑾（字伯余）、陈廷珊、陈廷佩（字伯谐）。

谱中，还收录有《（陈）信卿公赞》《（陈）用卿公赞》《（陈）子畦公赞》诸文，陈信卿、陈用卿为九世，陈子畦则为十二世。说明此陈氏家族确实为紫砂世家，但陈子畦并非传说中陈鸣远的父辈，更不是父亲，论辈份陈子畦是陈鸣远的族侄。《重刊宜兴县旧志》卷末“艺术”的记载不实，故吴骞《桃溪客语》卷三、《阳羡名陶录》卷上中相关传抄也不确实。清代吴景旭《南山堂自订诗》“良辰草”中有《陈鸣远手制茗壶一器见遗》一诗，后有题注云：“慕想龚春、时大彬后，见推陈用卿，鸣远为其从孙。”此说法和家谱可以印证。

陈鸣远兄弟四人，行三，长兄陈韶音（1637.9-1706.10），字鸣球；次陈钊（1640.7-1722.7），字宇昭，出嗣其远房叔父，弟陈起翔（1652.12-1722.10），字鸣皋。陈鸣远的亲兄弟，在紫砂史上好像没有留下姓名，而清初宜兴曹亮武《南耕词》卷五《浣溪沙·溪山记游十首》中有“谁琢青甆如琢玉，陈家兄弟尽名家”之句，并附自注说：“游芙蓉后泊舟川埠，三日始归，陈觐侯、子贻、鸣远、鸣谦皆一时甆壶名手。”家谱中没有找到陈觐侯、陈子贻的相应记载，陈鸣谦的记载是：“鸣谦：吴贞吉，廷佩公子，字鸣谦。配横塘李氏。子舜年。”陈鸣谦生于1648年9月，卒于1737年5月，是陈鸣远叔父之子，两人是堂兄弟。

陈鸣远首娶为塘前潘氏，塘前，应该就是现在的新街街道堂前村人，堂前村为潘氏世居之地。后又娶海宁斜桥王氏，当是陈鸣远游浙江时所娶，疑未到宜兴。后文所说陪伴陈鸣远一起漂泊的夫人，应该就是王氏。陈鸣远长子陈旭（1671.10-1710.6年），字青来；次子陈谷（1676.3-1717.4）字大年。从陈旭、陈谷的出生年月看，应该是潘氏所生。海宁王氏比陈旭长11岁，比陈谷长16岁，理论上不可能是母子关系。陈旭嗣子陈国柱（1708.11-？年），字世安。陈谷嗣子陈有庆（1702.9-？年），字厚余；子陈兆熊（1713.9-1718.8年），字邦年，早殇。陈有庆有子如珑（1725.8-？年），字亦瑞。此后无传。

陈鸣远兄弟辈享有寿，陈鸣远自己更达到82岁高寿，但子嗣并不兴盛，长子卒时39岁，次子则41岁，都是壮年而逝，而且都以嗣传，没有嫡传子女，不知何故。最有可能是中年时期的陈鸣远，并没有生活在宜兴，没有好好经营或照料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如此看来，晚年的陈鸣远妻、子、孙都先其而去，如此打击，其生活应该非常凄凉、悲惨的。

我们注意到陈鸣远是太学生，“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太学生就是指在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学生多由省、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拔，清中期之后，亦有由捐纳而得者。按照清代的惯例，特别是清初，太学生（监生）肄业后，经见习可得补官，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陈鸣远读过太学之后，并没有“补官”，有可能是没有卒业，也就是没有正式“毕业”。

方器与圆器相比较，首先是成型方法上的不同，圆器是手工拍打身筒成型，方器乃是裁切泥片镶接而成。方器讲究的是对称性与立体感，有的方器线条处理得必须阳刚挺直，而有的线条则需要方圆相寓。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泥片的薄厚均匀程度，也要考虑好线条的对称与整体气韵。相比起圆器的饱满处理，方器伤脑筋得多！比如直线和口盖的处理。紫砂泥成壶以后经过烧制是有收缩的，而如砖方壶这样纯直线构成的紫砂壶在制作时线条横平竖直，但烧成后就会出现变形。方器口盖的变形，特别如卡盖，不能像圆器那样用金钢砂通转来研磨，需要用金钢锉挫平。

圆器的略微变型肉眼不大容易看出，但方器直线的变形很直观，这就需要制壶老师掌握工序的先后时效以及泥性。方器的分类按照传统大致可以分为四方、六方、八方。如果按照有无线条也可以分为方壶和混方壶。混方壶面与面连接的地方是圆弧而不是曲线或直线。如果按照主要线条的弧度也可分为直方或曲方，分别就是平面与平面的连接直线，和曲面与曲面的连接曲线。所以，没有绝对的方，方中带圆、方圆和谐是很难做到平衡之美的。此外我们都知道圆器的明针功夫只要考虑整体的线条流畅性，而方器则不同，它在注重线条的流畅度之外，还要考虑到线条与各个面的配合度与协调性，所以处理起来更费功夫。

以此款经典的古壶“传香壶”为例：

此壶流传有序，最早收藏纪录见之于，清末民初的收藏大家项季翰所藏，项氏并为其所藏紫砂作品留有拓片，集成《砂器拓影集》，传香壶就收录其中。

传香壶，壶呈方斗式，造型简约，上宽下窄，俊秀挺拔。壶身、盖、钮、流、把与足之四角皆作凹筋。短弯流之弧形曲线巧妙而流畅，恰到好处，与四方形的壶把成圆与方造型之对话。

比例权衡，全面观照、和谐有致，简约素雅，又不失于变化的几何造型，近于完美。尤以所作脊棱出筋，犀利有力，更见峭拔精神，脱略浑厚敦古而臻于秀骨雅健，使此壶益显骨相清奇、劲挺不凡。

壶底镌有“令我胸中书传香”行书刻铭与款识，以及陈鸣远、壶隐两枚阳刻篆书印款。紫砂蕴藉翰墨书香，文人风雅，尽萃于斯。艺匠一丝不苟，精工之极，见之于所有细节处。

陶刻语出宋代文学家黄庭坚著名的咏茶诗《谢送碾壑源拣芽》“搜搅十年灯火读，令我胸中书传香。”

历史上的”利永”公司成立于1913年，是民国时期制作和经营紫砂陶器的著名商号，公司总部设在宜兴。其在中国近代紫砂史上为紫砂业的生存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5年，公司将制作的紫砂器送至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赛，获得大奖。当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阎锡山在实业兴国的思潮号召下利用本地资源，兴办实业。他出面和江苏省省长商量，邀请宜兴的紫砂陶艺人到具有丰富紫砂土资源的平定县开办紫砂陶工厂，并进行技术指导。由江苏宜兴利永陶器公司介绍，吴云根、杨阿时和李宝珍就来到平定县办起平定县平民陶器工厂，生产紫砂陶产品，他们是近代陶业界首次向外省推荐的第一批技师。他们指导制作了一批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紫砂制品。李宝珍有鱼化龙壶、中小传炉壶、葵仿古壶、圆条壶、犀登壶等传世。1926年及1930年，利永作品在美国费城和比利时的国际博览会上多次获奖。利永公司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越过重洋，远销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影响极为广泛，堪称民国宜兴紫砂陶业的行业翘楚。距”利永”成立整整100年后的2013年，中超电缆重树利永品牌，注资成立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

历史将紫砂产业发展的接力棒递到利永手上，”利永”在杨飞手里重生了。

凭借着上市企业的雄厚实力和坚定信心，利永紫砂陶公司从成立时的第一响鞭炮声起，便波澜壮阔地奋进，一系列开天辟地的非凡动作在千年陶都施展开来，成就了许许多多行业第一：第一家创办企业专刊的紫砂陶公司；首开紫砂质押融资先河；业内第一次开发紫砂全息数字新技术；首创紫砂竞买新模式；第一家在外开设的”紫砂汇”博物馆；首次提出行业三大信用体系建设……所有的创新都只为积极打造紫砂新业态，在秉承紫砂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打开紫砂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在2015年花1.04亿买了28把紫砂壶的轰动事件之后，他又开启了下一个鸿篇巨制：把凭生所藏悉数拿出，总耗资逾6亿元，打造一个在宜兴具有地标意义的利永紫砂博物馆。

博物馆于2017年5月正式开馆，终于圆了杨飞的紫砂文化梦。该馆由国际著名设计师、集美组执行总裁梁建国教授设计，总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馆藏自紫砂陶创制以来各个时期经典紫砂陶作品2000余件。云集陈子畦、惠孟臣、陈鸣远、邵大亨、黄玉麟、程寿珍等明清至民国大家佳作百余件；朱可心、吴云根、裴石民、蒋蓉等紫砂七大老艺人存世精品70余件；特设顾景舟专馆，集中展示”一代宗师”的作品数十件，尽显”壶艺泰斗”大匠之风。此外，馆内还囊括当代国大师、省大师力作及中青年实力派新作等。整个博物馆脉络清晰，精品纷呈，是目前紫砂业内规模最大、藏品数量最多、历史谱系最为完整的专业性紫砂博物馆。如今，每年来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对紫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外，利永紫砂通过自主创新、校企合作研发、”国宝复刻”项目、与各地书画家合作创作等方式，紧跟时代潮流，实现产品的推陈出新，研发出众多广受欢迎的产品。例如与院校合作，成功研制江苏发展大会指定纪念品”紫玉苏韵”套杯；自主研发，成功创作第九届中国宜兴陶瓷文化艺术节纪念品”原陶杯”。凭借博物馆精美丰富的历代紫砂馆藏珍品，以及先进的3D打印等科学技术，成功还原了顾景舟”洋桶壶””子冶石瓢””双线竹鼓”等众多名家名作。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历史沉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肯定而传承下来的，代表了各个时期的美学高度，如今又以复刻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让紫砂文化普惠大众的梦想得以实现。杨飞的紫砂复刻之旅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为紫砂注入新动力。

推广紫砂文化的脚步，杨飞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9月，由利永投资的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紫砂篇》在利永紫砂产业园正式开机。作为《百年巨匠》非遗系列的开篇之作，《百年巨匠·紫砂篇》从前期的实地考察到后期的学术支撑，都受到了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和政府单位的支持。该纪录片全景展示了紫砂工艺的历史、人物和技艺传承，目前已完成后期制作，不久将在央视、多家省级卫视和地方电视台播出。这又是杨飞在紫砂文化传播上的大手笔。

当今时代的创业者多如过江之鲫，但是真正既有远见又能躬行的创业家并不多，在需要前期大量付出、不计回报的文化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杨飞便是其中的一个。

杨飞说，紫砂作为宜兴的文化财富，同时也是江苏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文化财产。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紫砂作为极少数可以实用的手工艺术品，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对外文化使者，对弘扬工匠精神，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在世界舞台上唱响中国的声音方面，都将发挥积极而巨大的作用。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信仰，才使得杨飞在制造与文化两个产业板块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在紫砂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