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文风鼎盛，陈曼生与杨彭年的合作更是把文人紫砂推向了全新的高度。究其原因，固然与曼生本身对于诗书画印的修养分不开，加之当时主流文化圈的推波助澜，一时间使得曼生壶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随着近年来一些传器与史料的出现，我们发现曼生壶大获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阮元、吴照、张燕昌等先辈文人的铺垫与探索。正式他们或是玩票、或是研究的态度参与到紫砂艺术之中，开拓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张燕昌，就是其中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张燕昌
张燕昌(1738—1814)，字文鱼，号芑堂，又号金粟山人，清浙江海盐武原镇人。清代篆刻名家，兼工书画，对篆、隶、飞白书体都有很深的造诣。擅画兰竹花卉，曾大胆创新，以飞白书入印，被誉为浙派篆刻的“负弩前驱”。乾隆四十二年（1777）优贡，地方官因他学问人品俱佳，保举他以优贡身份为孝廉方正入省，按常规再由省送吏部考察后任官职。阮元欣赏其人品才华，征召入省受职，并为写推荐奏章。
张燕昌终生好古嗜学，善鉴别，凡商周铜器、汉唐石刻碑拓，潜心搜剔，不遗余力。年青时候，当地缺少名师，又无祖传，他家附近一座栖真观内有块宋代石碑，上刻“东岳行宫之记”六个飞白大字，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他却反复临摹，刻意揣摩，竟从中学会书写飞白字体。他获悉宁波范氏天一阁藏有北宋本石鼓文，便说服家人和亲友，独自一人渡海到宁波学习石鼓文。回家后参照原物仿制十几个石鼓，日夜摩挲，精心刻上篆文，石鼓立即被时人所重。
张燕昌篆刻的紫砂壶
“飞白书”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美术类书体。传说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洛阳鸿都门下，受役丁垩帚在墙上丝丝留白的启发后所创。飞白书发展至唐宋时期达到了高潮，像唐太宗、宋太宗、宋仁宗和优秀书法家欧阳询、蔡襄等，皆以擅长飞白书而著称。宋代书学理论家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对飞白书的艺术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称：“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书不同于一般枯笔，偶尔露白，而是笔笔带丝夹白，在流畅中寓断续，书写需要特殊的笔毫与相当的技巧，否则即会坠入俚俗一路。张燕昌拜入丁敬门下后，丁敬“思离群”的观念深深的影响着张燕昌。于是其精研飞白书法，尝试着将飞白书入印，成为印坛上一项大胆的创举。飞白书自宋代以后渐趋式微，直至乾嘉时金石学兴盛，它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张燕昌用心于此，他曾得到北宋大观年间的“东岳行宫之记”飞白书碑额，书艺猛晋，又与陆绍曾合著《飞白书录》。从他创作的唯一一方飞白书印“翼之”边款中得知，是他在“雪窗与翼之尊甫、勺山先生观唐宋人飞白石刻”后所制。此印线条翻腾，笔笔夹白，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之妙韵，令人神思飞扬。张燕昌以其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出色的刀法技巧，完成了篆刻史上一件令人惊艳的奇异力作。
当然，在紫砂的历史上，张燕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文人！这便是源于他的另一传世名作——《阳羡陶说》，该书在内容上远比周高起、吴骞所著丰富，同时，由于张燕昌结交广泛，又精于鉴赏，所以在记述时着重描写一些细节和事由，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紫砂在文人圈子里的情形，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在说到清代制壶“圣手”陈鸣远时，张燕昌说：“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之类，亦不免纤巧。然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 张燕昌喜欢陈鸣远，不仅仅在于那些茶具雅玩的精巧，关键在其落款“有晋唐风格”。至于其中原因，张燕昌认为“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乡与杨晚研太史最契，尝于吾师樊桐山房，见一壶，款“丁卯上元为耑[音端]木先生制”，书法似晚研，殆太史为之捉刀耳。”杨晚研,就是杨中讷，清顺治至康熙年间(约1649—1719)，浙江海宁人，字遄木，号晚研。康熙辛末(1691)进土。官右中允。罢官后筑“拙宜园”，与许汝霖、查慎行、陈勋等人唱酬吟咏。有书名，尤工草书，模晋唐，纵横中上有法度。曾延陈鸣远至家制壶，代署款识。著有《丛桂集》、《昭代尺牍小传》、《大瓢偶笔》等。
张燕昌篆刻的紫砂壶
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还专门记述在松陵王汋山[另文介绍]家见到的诸名家壶。有陈鸣远的，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张燕昌阅此铭文，则认为鸣远吐属不俗，学识不凡，是壶中隐者。有时大彬的，张曰：“近于王汋山季子斋头见一壶，冷金紫，制朴而小，所谓游娄东见弇州诸公后作也。底有楷书款云“时大彬制”，内有纹一线，殆未曾陶铸以前所裂，然不足为此壶病。”这里说时大彬在娄东见到的是弇州公，也就是说是“王世贞”，实际是误传。还有蒋伯荂的“天籁阁壶”，张曰：“昔在松陵王汋山话雨楼，出示宜兴蒋伯荂手制壶。”
另外，张燕昌还见到过许多其他朋友收藏的名壶和紫砂砂器。如在其友人沙上九[人龙]处，见其“藏时大彬一壶，款题“甲辰秋八月时大彬手制”；还有，张燕昌到桐乡汪次迁家，汪家曾赠予他陈鸣远所制“研屏一”，一面有汪家先人汪文柏的“双钩兰”，汪家曾专门邀陈鸣远上门制壶；另说“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盘螭钮，文曰：‘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白文切玉法，侧有款曰：葭轩制。葭轩，不知何许人，此必百年来精于刻印”；还说“余少年得一壶，失其盖，色紫而形扁，底有真书‘友泉’二字，殆徐友泉笔法，类大彬，虽小道，洵有师承矣。”张燕昌之所以见多识广，原因是其父也好收藏紫砂壶，曾有两把时大彬的小壶菱花和八角。张言：“先府君性嗜茶，所购茶具皆极精，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府君云：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所见黄元吉、沈鹭雝锡壶亦如是，陈鸣远不能到此，既以赠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余年，犹珍藏无恙也。余以先人手泽所存，每欲绘图勒石纪其事，未果也。”后来其中之一赠与出家之人，另一则是张燕昌自己珍藏。
从《阳羡陶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燕昌对紫砂有着极大的兴趣，藏品亦是非常之多，但是其的定制传器一直未曾发现。直至，2010年保利拍卖中一件《清中期杨彭年制张燕昌藏紫砂小壶》，此壶壶身线条简练大方，不着装饰，整体感极强，极尽圆效果。壶身正面刻隶书“芑堂清貦”四字，老辣劲道。背面刻篆书“当入万人”，线条流畅自然。原木盒有跋文，记述了匠师杨彭年和藏家张燕昌的往来过程，可惜笔者未能见到木盒之全文，故此处便不赘述。从张燕昌的生平可以看出，其与杨彭年的相识要早于曼生，应和吴照（参阅《壶中天地》第13期中吴照一文）同一时期。
张燕昌一生以淡泊名志，刚正不阿作为自己的做人品格，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风骨。其在“敝帚自享”一印中跋云：“山舟梁太史论书述董文敏跋云：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前人作书不苟也不免为名使，此文敏书之所以入妙也。余聆太史此论不特有进益，即刻印迹渐进自然，推之自身何事不当如是耶。甲午春日燕昌为南庐大兄作并跋。”(新编《海盐县志》图文)由书及人、言语之中其为人可见一斑。面对官场的丑恶，张燕昌深恶痛绝。因张的才艺，当时地方官“以优贡举廉方正人”，“省有胥吏弄文阻之，欲其来解也。燕昌拂袖去，云若与猾吏接一言，有负荐辟矣”。(光绪海盐县志。人物·文苑)假如没有阮文达的征召，可能张燕昌一生埋没乡野，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何其之多。正因如此的际遇，张燕昌尤感清官好民的珍贵，遂对那些清正廉明之官，心仪仰慕。在张燕昌的一方“云中白鹤”印跋云：“……燕昌年来放浪江湖，与海内贤士大夫交，于故乡或终岁不返。邑明府望川韩侯，历任嘉禾，所至多善政，亦未亲见也。归而诸官赞草庐先生为燕昌备述，心仪久之。既因试事得厕门墙，越三月，燕昌琴书诗画室中为偷儿窃去唐李廷 墨一笏，并诸骨董。不得已，诣县上状，……未几，偷儿获，明府以忠信明快得情，诸骨董一一无遗失。燕昌以冷淡生活叨明府恩波若此，则凡明府政教所及大于此者，士民之歌颂当何如耶?朱进士笠亭先生赠明府诗云。‘老农不识衙前吏，一棹春风载洒归’，真实录也。乾隆丁亥白露日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并录宋斋题识如右。门生张燕昌记事。”(历代印学论文选编)从“拂袖去”到“心仪”、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这种投桃报李的举动，充分反映出张燕昌的文人气节。
文 /卢 江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