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作家喻血轮在《逸情楼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的是福建有个喝茶成癖的富翁，有一天来了个乞丐，这乞丐倚在门上对富翁说：“听说您家的茶特别好，可否赏我一杯？”
富翁有些蔑视他，反问道：“你懂茶吗？”
乞丐就说自己原本也是个富翁，只因爱喝茶喝到破产，才落到讨饭的地步。
同是爱茶人，富翁听了顿生同情之心，便叫人捧了茶给乞丐喝。
乞丐喝了说：“茶好，可惜味道不够醇厚，因是新壶之故。”
说罢拿出一壶，这壶他天天带在身上，即使沦落到如此地步也舍不得卖掉。
富翁一看，乞丐的壶果然不同凡响，造型精绝，打开盖子，香味清冽。
一泡茶，味异寻常。富翁便说要买，乞丐说：“我可不能全卖给你，这把壶值三千金，我卖给你半把壶，一千五百金，用以安顿家小，另外半把我与你共用，如何？”
富翁欣然应之，那乞丐拿了钱将家里安顿好之后，每天到富翁家里，拿这把壶与富翁对饮，犹如朋友。
这个故事说的是茶与器的关系。然而，每次掩卷，都对这两位爱茶人的可爱而莞尔，心底流过莫名的温暖和亲切。富翁因茶癖而落魄，但仍不愿卖了那紫砂壶，其痴情于此虽有可恨处，但仍情有可原啊。“人非圣，孰能无癖”，《茗壶图录》自序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中国还有一句老话“人无癖不可以交也”，“以其无深情也”。
对于爱壶成痴者，一壶在手，已是有花，有草，有清风明月，这种自在之乐，很难为外人道。
脑海里也总会时不时浮现出江南园林里，文人墨客稳坐太师椅，手握一把紫砂壶，有红袖添香，有赏心悦目昆曲在一唱三叹中，月白风清，花影竹摇，怎一个良辰美景的闲雅风致啊，羡煞我等现世的忙碌人。
明清那时的文人，想来真的是很有意思。
紫砂壶本为日常用具，但在明清那段特定时代和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文人的直接参与，使紫砂壶成为我国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一枝独秀400余年。应该说，紫砂壶作为一种载体，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意趣和审美理想。
然而，文人为何钟情于紫砂器具，使之由平凡的日用品上升到艺术范畴；同样，在文人的参与中，又如何在这些实用器具中展现文人的精神世界，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也是有意义的。
尽可能的贴近那个香粉灯影，扇底风流的文人士大夫生活，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感性的理解紫砂壶的韵味；又或者感慨之余，反观我们现世的生活，对生命有另一层面的领悟，也是说不定的吧。
笔者才疏学浅，也只是在先人前辈典籍基础之上，对紫砂壶和文人的关系，试着做一个整理，如能对大家有益，已是心甚慰之。
如此，我们不妨放慢速度，静下心来，泡一壶茶，且饮且读。
紫砂壶独步千秋400余年，与我国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明以前，饮茶方式是点茶，煎茶，泡茶并存。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和煎茶更多的是茶在品饮前的加工工序，最后参与茶道品评的茶器主角是当时盛行的茶盏，比如邢瓷与越瓷，而不是紫砂壶。这时期，壶虽然也参与茶道，但并不在茶道品评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饮茶程序中，由于壶与品饮者的距离，使得对壶的关注被忽略了。就像我们与友人分享美食之际，我们关注的是盛载美食的华美餐具，而不会是灶上的炒锅和煮锅一样。
直到明初，朱元璋下令废止饼茶，提倡散茶，饮茶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泡茶法渐渐成为主流。泡茶法省掉了碾茶，煮茶的加工程序，直接将茶叶投入壶具中以热水冲泡，再行分杯品饮，如此，就缩短了壶与品饮者的距离，继而，茶壶的审美需要成为茶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使得文人参与有了可能。
对于紫砂壶的起源，很长时间以来，都引用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说法。“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实，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持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逐传用。”
金沙寺僧制作的紫砂壶是啥样子，因至今未发现实物流传，现已无法知晓。但据羊角山古龙窑址残器挖掘证实，紫砂壶并非金沙寺僧所创，真正的主人应是文中所述“陶缸瓮者”，据此推测，金沙寺僧可能指点了当时制陶人如何把紫砂壶做得更加美观实用，这与后来的文人参与制壶没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金沙寺僧是使紫砂壶脱离日用陶器的范畴而艺术化，成为这一领域内生活美学的起点人物的话，供春则是艺术化紫砂壶的第二位重要继承者。
说到供春，其身份之迷也颇令人思量。
现今大家多认同吴骞的考证。其在《阳羡明陶录》中称：“供春，实颐山家童。”而在早于吴骞生活年代的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接下来就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供春服侍之余，偷学金沙寺僧壶艺，才有后来的供春壶。
吴颐山即吴仕，是唐寅的好友，江阴人周高起，与吴氏后人吴洪裕，吴洪化交往深厚，在崇祯年间不但到过吴家，且住在吴家。而吴氏家族在当地极具影响力，也是文人交流雅集的中心。
吴仕致仕后，在宜兴城南兴建了自己的别墅——水月庵。其孙吴正志，吴正己讲学东林，吴正志与同科进士高攀龙，东林党人侯方域，名士董其昌等，情深意重，常相往来。1611年，董其昌为吴正志作了《荆溪招隐图》，此画堪称精品，曾由翁同稣收藏，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时的吴正志已是大收藏家，《富春山居图》正是他的藏品。这个家族还培养了两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戏曲作家——吴炳和他的外甥万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都被单独列为词条。
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供春，无论其身份是家童还是青衣，或者兼而有之，无论性别是男是女，供春独特的身份，足以使他能近距离地和当时的文人墨客接近，从而耳渲目染，得到文化的全面滋养。可以说，供春身上有着广泛的人文背景，正是这种文化功底，才捏制出极具艺术化审美的树瘿壶来，体现了文人所追求的意趣天成的艺术效果。
明万历年，开制壶工艺一代先河的时大彬，成为紫砂壶艺进程中第一位划时代的领军人物，有一大半原因在于其后期与文人的广泛交结，进而引文人情趣入壶艺之中，将壶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人杨彭年，与蔓生通力合作创造了艳称海内的蔓生壶。据记载，乾隆时，时大彬手捏制壶法已少有传人，是杨彭年恢复了捏造之法。而扬在当时制壶人中并不是手艺最高的，但它作的壶，按《耕砚田笔记》记载：“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这种“天然风致”应源于扬的创造力，据此，得以跳出传统紫砂壶仿铜器的藩篱，使蔓生的艺术构思在紫砂壶身上得以完美体现。
“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的紫砂壶，在当时文人手里摩挲把玩中，心灵或许得到了片刻的安宁与抚慰。
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家国情怀的“言志”，转向了天真自然的“言趣”，是一种无奈，但却成就了艺术史上的灿烂。他们于格物致知中，穷尽心力，使日常用具诗意化，艺术化，以寻求一个美丽安详，清淡飘逸的心灵境界。
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有这样一段详细描述：“中国上述对紫砂壶艺漫长发展过程中四位代表性人物，作了一个简单归纳，以此说明，文人参与对紫砂壶艺的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明初，“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当时流品等级森严。但到了中晚期，随着“心学”大行天下，这种界限被打破，士与俗夫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并出现了士人与奴仆做朋友的平等思想。在这样的风气下，士大夫不再高高在上，为文人与工匠的合作创造了可能。明清之际，文人的气质，学养，审美理想进一步进入世俗生活。文人墨客以前的纸上世界，字里乾坤，进一步发展到寄情于器物上，泥中写意，以此“聊写胸中逸气”。
明末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群体。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心学”派。其直指本心，强调了“心”的作用，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式，追求感官的刺激和物质的享乐主义开始弥漫开来。这时期的文人情怀有着一丝惋伤和悲凉。到了晚明之际，儒道释三教合一蔚然成风。
明季之后，世风为之一变，“心学”变为“朴学”。但康，雍，乾数朝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和科场案，对文人学士的迫害，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寒而栗。清高孤傲的文人学士总要去寻找寄托自己情感，消磨时光，展示才华的途径。他们或在山林草野中“隐逸”，或在老庄禅学中求取心理平衡。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中国人之爱休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受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而形成的“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为道家哲学”。
是啊，我们来看这样的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闲情是如此的快乐，充满了活泼的生机。这种闲，不单单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态度。
《退醒庐笔记》记载：乾隆见江上船帆林立，不觉感慨，而金山寺某僧却只见两艘，一艘曰名，一艘曰利。生命的奔波，或许可以这样艺术的高度概括。与奔波相对的，是静观。这种静，表现在心静，身静，情静。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审美范畴。静便是静坐，静听，静观，而此时的内心却是动的，心游万仞，身如扶摇，这就是“闲”的妙处。
这和孔子“暮春三月，春服既成”的快乐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内在状态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不足为外人道”，是一种心灵体验。“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这是怎样的天人合一的自在逍遥啊！
紫砂壶，以其独特的材质美而为世人称赞。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紫砂迥异其他陶瓷之处在于，其砂泥比例是60:40，外表又多呈紫褐色，且里外均不施釉色，紫砂壶这种璞玉浑金的特质，恰与文人审美中的“文质合一”追求内心本真的理想契合。
袁宏道《瓶史》中说道家具时称：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凡本地边兰漆桌描金螺钿床，及彩花瓶架之类，皆置不用。“几宜阔厚，宜细滑”正是对材质本真的追求。文震亨《长物志》中，谈到书桌，他说：“漆者尤俗”，认为不上漆，才更为清雅。这种对本真的追求，是当时极为普遍的审美理念。
“壶经久用，涤拭日加，自发黯然之光，入手可鉴”，这是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的描述。“黯然之光”，不是真的暗淡，这种光亮苍老，是经岁月洗礼后而毫无火燥气，但又极其的清新妩媚。
这种含而不露，简约内敛，不事张扬的气质是属于中国文人的，所谓“文质彬彬”是也。同时，紫砂壶所表现的明与昧，苍与媚的和谐统一，又是符合中国艺术精神的，也符合中国文人的人生原则。
紫砂于地底沉睡千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每把紫砂壶都历经岁月洗礼磨打，在人世间，偶遇寻觅他的那批文人艺匠，成形后，在与茶与人日复一日的肌肤相亲中，完成在人世间的修炼，焕发沉睡的光芒，最终完成自己。
壶里乾坤大。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壶还是壶，一器尔。然，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不器”的背后，我们更加关注器具背后的人和人的精神。
由于外部世界的纷扰，明清的那时文人已具有很高的心灵管理能力。时光荏苒，旧时的情怀早已如昔日流莺的啁啾渐行渐远，文化的未来，在实用功利的现世，也薄如蝉翼。
花花草草谁人恋，酸酸楚楚谁人怨，不过是一物一器一枝一叶，但又不仅仅如此。在一物一器一枝一叶外，如能为我们的内心寻得片刻安宁和美好，我相信，这份生活诗意化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